核心提要
●党建不应只是简单的福利供给，组织形态创新必须与实质性作用发挥相结合，避免陷入“有形式无内容”的困境
●新兴领域党建绝非简单的组织扩张，而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新兴领域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调动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组织活力”与“发展动力”的共生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加强新兴业态和互联网党建工作，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新兴领域党建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要求。要准确把握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任务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尊重客观规律、创新方法载体，实现“党建强”与“发展强”的良性互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已展现出组织形态创新、功能融合升级等特点，但亦面临覆盖率不足、形式主义风险、权责机制模糊等挑战。
组织形态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新兴领域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流动性强、平台化程度高、劳动关系松散，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难以直接套用。例如，某地针对外卖骑手群体探索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依托配送站点设立红色驿站，通过线上平台开展组织生活，实现党员“云端归队”；也有地方在新社会组织中推行功能型党组织，根据项目周期临时组建党支部，任务结束后自动解散，既避免机构冗余，又确保党的活动不断档。此类创新表明，党组织形态正从刚性覆盖转向动态嵌入，更注重与行业特性的适配性。不过，这种灵活性也带来组织覆盖率不足的隐忧。部分平台企业以“算法中立”为由回避党建责任，导致党组织在算法决策、权益保障等核心环节缺位。这提示我们，组织形态创新必须与实质性作用发挥相结合，避免陷入“有形式无内容”的困境。
政治引领与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实践中，有的地方党组织联合外卖平台推出骑手“积分银行”制度，党员骑手参与志愿服务可兑换平台派单优先权，既提升了接单效率，又强化了政治认同；杭州市在新业态集聚区打造“党建+人才服务综合体”，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服务，2024年累计惠及15.6万人次。这种“服务换认同”的模式，体现了政治引领与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然而，部分地区仍存在重服务轻引领的误区。某地曾投入数百万元建设“外卖小哥之家”，却因缺乏常态化活动机制，驿站沦为充电休息站、党建功能流于表面。这启示我们，党建不应只是简单的福利供给，还需将服务资源转化为政治动员能力。
体制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新兴领域党建涉及市场监管、民政、人社等多部门，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架构难以应对跨界治理需求。近年来，中央层面推动成立两新工委统筹协调，地方层面亦涌现创新案例。例如，有地方建立“红色CEO”制度，选派退休党员干部到互联网企业担任党建指导员，还有地方开发“党建云图”系统，整合工商注册、社保缴纳等数据，实时追踪新经济组织党员流动情况，破解“口袋党员”难题。这些实践表明，新兴领域党建也是一项系统性社会治理工程，部门权责边界不清、政企数据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仍是制约党建效能的关键，需进一步明确“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的权责清单，建立跨部门联席决策机制。
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组织形态的创新与挑战。新兴领域党建需要突破传统组织形态，采用灵活多样的设置方式，如依托园区、商务楼宇、商圈市场等，形成功能型党组织，并探索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组织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人员构成的复杂性。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构成复杂，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等，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较为困难，需要创新管理模式和方法。工作内容的多样化。新兴领域党建不仅涉及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求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党组织在企业发展战略、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覆盖质效的提升。要通过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形式，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建工作模式，确保党组织的全面覆盖，推动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实现“组织活力”与“发展动力”共生演进
新兴领域党建绝非简单的组织扩张，而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新兴领域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进而团结凝聚新兴领域广大从业人员，调动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组织活力”与“发展动力”的共生演进。
健全“动态覆盖”机制，破解组织设置难题。党建实效性需通过资源整合与精准服务实现，而非单纯依靠组织覆盖。要将党建活动与实际工作环境紧密结合，实现组织设置有载体、组织覆盖有形、组织功能发挥有效，促成从“建组织”到“建生态”的转变，从而提升党建效能。针对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设置不够完善、吸引力不足等问题，要通过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确保党建工作能够深入每一个角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强化政治引领与利益联结的双向驱动。组织覆盖只是起点，政治功能激活才是关键。要通过加强党组织的治理权威，提升党建工作的整体水平。针对新就业群体“多、散、小、变”的特点，探索功能型党组织、流动党员驿站等非传统建制模式。如某平台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依托配送站点开展“十分钟微党课”，既适应骑手工作时间碎片化特点，又确保教育管理不脱节。此类实践凸显了“组织跟着党员走”的灵活性，将党的主张转化为青年群体的价值共鸣，能有效破解教育入耳不入心难题。回应群体利益诉求，方能增强吸引力。某地通过“党建+就业帮扶”项目，为新兴领域从业者提供职业规划咨询和法律援助，使党组织成为“服务驿站”。这种“服务先行、政治跟进”的策略，有效拉近了新业态从业者与党组织的距离。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兴领域党建需跳出“内部循环”，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新兴领域从业人员的高流动性和离散化特征要求党组织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组织覆盖和功能发挥能力，要通过空间结构化、空间再组织化和空间社会化，有效推动党建单元、组织建构和党建共同体的形成。通过技术、资源、角色等多元要素赋能，解决行政力量回应不足、治理资源与治理诉求对接不强、公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难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夯实社会组织的信任基础、拓展支持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规范社会行为，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的存量社会资本增值路径。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意识，既善用数字技术提升党建效能，又警惕技术主义对政治属性的消解，真正实现“党建强、发展强”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吴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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