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学者张冠生新作《九人》。
这是一部记录张君劢、潘光旦、陶行知、徐铸成、张荫麟、千家驹、胡愈之、柳亚子、沈昌文九位博雅君子生平与精神的群体传记。
他们活跃于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国，横跨政学两界，是各自领域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怀抱“再造中国”的宪政理想；文人革命家柳亚子以“顾盼不群，令小儒咋舌”的风骨书写时代；陶行知秉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信念推动教育革新；胡愈之“一生心事问梅花”，在文化与政治的交织中探求真理……曾经，他们成群地来；后来，他们成群地走。在当下价值多元、知识图谱重构的时代，重温这些学人的足迹与思考，具有特殊的镜鉴意义。
作者张冠生曾长期担任著名学者费孝通的助手，浸润于深厚的学人传统，他凭借丰富的史料考证与质朴细腻的笔触，不仅勾勒出九人的心路历程，更着力呈现他们清雅超凡的才识、刚正恢弘的气度以及那份“有意思”的生命意趣，引导读者回望那个“斯文成群”的人文星空。
展开剩余75%本书的核心旨趣，在于尝试搭建一座“纸上先贤祠”，为散落的历史星光定位坐标。书中并非简单罗列人物生平，而是深入开掘这些学人身上所凝聚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标高——他们人性丰沛，视民如伤，风骨方正，才情特出，见识非凡，气度优容。
作者从多年积累的“文人花絮”笔记中精心梳理，聚焦于九位代表性人物，如陶行知由“知行”到“行知”的求索、在困境中坚持“博爱、独立、民主、和平、科学创造”的教育理想；张荫麟文星早殒未曾吐尽的遗憾；徐铸成“心急火燎似的想写点什么”的报人赤忱……这些生动的片段，共同编织成一幅九星连珠的精神图谱。
作者谦称此书仅为“个人课业”，旨在“为日常生活添点意趣，为后人存点薪火”，实则是对“文化靠传，史料应存，功课该做，前贤当敬”信念的执着践行。在汗牛充栋的传记写作中，《九人》以其深切的敬意、独特的视角和温润的笔调，为读者点亮了一盏回望历史、照见当下的精神之灯。
作者简介
张冠生，生于1954年，祖籍江苏，现居北京。为学者费孝通作助手多年。曾在《读书》《东方》《随笔》《东方历史评论》等刊物发表文章，出版有《纸年轮》《从前的先生》《晴耕雨读》《历史的缝隙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等作品。
部分试读
1990年代中期，连续两年参加实地考察活动，任务一样，为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三位先生作助手，承担他们沿途演说文稿起草事务。
列车从北京出发，三位先生不时聚议，谈笑风生。一路听他们聊天，先生聊得有趣，助手听得入神。
一次说起北大、清华过去的校长、教授。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辜鸿铭、梅贻琦、潘光旦……各有风采，潇洒出尘，轶事多多。谈话临近收尾，北大老校长丁石孙先生感慨：过去这些学者，不管是什么专业、做哪门学问，都很有意思。清华、北大我都待过，那时候有一个算一个。现在，有意思的人不多了。
费、钱二老听着，点头，默然。
听着，看着，心有触动。丁先生说的，是他的观察，也是我们可以见证的事实。
前辈学者有趣，从书上能读到，实际接触中能感受到。
丁石孙先生平时不苟言笑，其实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北大校长任上，他骑车上下班。校园里，遇学生有话说，随时停下。进校长办公室，秘书可以直说“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他就可能改变做法。他“让所有人当面什么话都敢说”。
离任北大，丁先生到了更高的位置。有媒体采访，问“原则”，答“诚实”。问“信奉”，告“自由”。话极简，有意思。十年高位结束，他写了《有话可说》，不公开出版，只作少量自印本，得以多葆诚实，多说真话，多几分记录亲历事件的自主。
在北京到深圳的列车上，丁先生嘱咐我：费老想做的事比他做出来的要多得多，想说的话也比他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你有条件作记录，尽量多记下来，留给历史。
丁石孙先生辞世后，他当年的感慨没有忘，嘱咐不敢忘。
闲读中，留意有意思的人和事，作记录，写笔记，存敬畏，也希望多少留驻一些曾经的美好意趣。
多年里，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文人花絮”。借助这些文字，致敬有学识有风骨有意思的前辈，也调剂一下无聊无趣无助的当下。像丁先生那样，不出版，只作自遣，也挺好。如此搁置多年。
陈卓兄谋划“斯文丛书”，嘱参与书写。散乱的花絮忽然现出主题——“斯文成群”。于是整理笔记，遂有这本《九人》。
在这些前辈面前，实在自惭形秽。后人写史，说到我们这一代，若是没有多少好话，完全可以理解。同时希望他们能引以为戒，把我们欠缺的补足，然后超越，与祖辈实现隔辈衔接，帮我们还债。
《九人》类似文人花絮，不属“经国之大业”，只是个人课业，为日常生活添点薪火，也为将来愿意有点出息、有点意思的后人留点人文标本。
巴黎有座先贤祠。我们能不能先有个纸上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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